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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杜庆春:电影,一种生产领域(下)  

2009-07-19 23:18: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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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电影手册/耿聪 

中国电影的批评现状

 现在知识界很少真正的去发动有效的讨论,而是一杆子打死,完全建立在对建立者基本蔑视的前提下发动的讨论。

 

耿聪:如何评价中国电影票房超过40多亿这种现象?

杜庆春:市场规模越大越好,没有市场规模,对电影来说很可悲的。或者说它的繁荣只能回到自我命名或被命名的精英的制作和强迫性传播上,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什么价值。比如说,我们每年颁布十个奖项,命名给独立知识分子的奖项,然后说我们文化极大的繁荣。我觉得这个也许更可怕,这个和文化大革命没有什么区别。

耿聪:但是一定比例的文艺青年并不买账。

杜庆春:这些带来整个产业规模不断扩张的大片有很多知识分子不满意的地方,或者说让某些文艺青年不满意的地方,那我们要想的问题是,第一,你的表达,你自己生产空间是什么?第二,你的表达是不是更多人能接收的?这两个问题都得思考。第一种问题不思考就意味着我们不尊重某种小众价值存在的意义,第二种问题不思考,你是自我放逐,绝大多看不懂我的电影,其实根部不配看我的电影,这都不好,我个人,现在最大兴趣,一方面,小众表达我们高度尊重,但是不要因为你自己是小众表达,就觉得是别人在残酷的压迫你,自己选择路,自己就要任命,我做这个东西我票房没有1,2亿,那才是正常,票房1,2个亿的电影你可以不看。如果你要用非常敌对情绪说那些片子存在所以我们不行了,这个是很可笑的一种事情。

另外就是说我们的不断推动产业升级的影片中间,一些有作为,有思想,有能力的人是否可以介入,让它能够带来某种相对严肃的思考。

耿聪:怎么看待中国票房前几名的大片?

杜庆春:在亚洲方面内,纵观日本本土票房前几名和韩国前几名,我觉得总体思想深度可能平均值至少大于华语电影,这就是说这并不是自相矛盾的。我思考了,我深沉了,就一定是和观众截然分裂的,还是我自己能力。在世界范围内甚至看好莱坞,奥斯卡颁奖的很多影片,你也不会觉得那么空洞,甚至反动,反动的原因是说他不不空洞,空洞的电影绝对不会反动,空洞电影谁会关心,有些电影让你觉得它好反动,好讨厌,其实是有原因的,葫芦里是卖一种药。

耿聪:我是在电影院里看的《赤壁下》,观众潮水般大笑中挂着嘲讽。

在某种意义上,《赤壁下》是不是真的空洞到什么东西都没有,现在知识界很少真正的去发动有效的讨论,而是一杆子打死,完全建立在对建立者基本蔑视的前提下发动的讨论。如果票房这么高,有这么多人来看,它里面真的没有任何讨论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问题,值得某种平静后的更多的思考,现在就是太喧哗了,就是太骚动,太义愤填膺,太情绪化。

耿聪:是不是源于这个时代的虚无?

杜庆春:如果你说我们时代都这样,那就宿命论了,就没有牢骚了。恰恰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决定必然如此,还要有某种新的可能性,我们才要去发言。如果这个时代必然如此,我还发言干什么,每个人如果做的任何一个表述不能带来任何一点点积累,我们都可以沉默无语,时代就是这么糟糕,这种说话没有意义的,不如不说。

耿聪:是期待一种新的可能性,对它抱有期望?

杜庆春:任何有作为的,不管用语言,还是行动作出反应的人,至少不是绝望者,那就更冷静的去看看是否可以做更有建设性的事情。

 

中国电影的问题

电影没有呼应社会情绪,是很可悲事情,现在的情况是只有明星八卦,只有噱头,只有把首映式变成一个巨型的晚会才能引起关社会注点。

 

耿聪:如何看待宁浩《疯狂赛车》票房过亿这种现象?

杜庆春:因为我们整个电影工作,生产新的消费点,和消费能力不够,你想想我们从90年代以后,有商业大片以后,贺岁片概念以后,档期主打影片之后,到现在为止我们生产那个名单外是什么?其实很可怜,所以宁浩就在这个背景下显得重要,至少是一个新人,拥有某种品牌价值,我说商业电影,这一点,有新人出现当然好,越多越好,这样才能带来有效竞争,才能把游戏规则变得正面激励,否则都是垄断经营,就那几个人玩。

耿聪:那又如何看待宁浩借鉴盖里奇式叙事结构这种现象呢?

杜庆春:首先对于盖里奇不是简单的对应,它的内部蛮复杂,不是简单的某一种东西本土化的成果,与其说某一种电影形态本土化产物,不如说他是一个识时务者,他知道每一个点去做什么。至少到《疯狂的石头》是这样子,《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我也不认为是一样的东西,我的说法《疯狂的石头》更接“地气”,更和本土问题有对应性,而《疯狂的赛车》在某种意义上,有一点点我自己害怕的某种苗头,靠自己想象力,闭门造车来制作一种消费品的那种状况。

耿聪:也许这也是中国电影最“害怕”的问题吧?

杜庆春: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中国电影要接“地气”,要知道所有人他们的基本欲望和压抑状况是什么?他们要想在哪儿获得宣泄。你看冯氏喜剧商业模型的有效性肯定比宁浩的要大,在商业上,这就是基本的问题。你看《非诚勿扰》可以三个月做一部,而《疯狂的赛车》要三年。

在一般市民家庭观众观看《疯狂赛车》的兴奋点其实已经比《疯狂的石头》比较下降很多,但是冯小刚电影和市民阶层基本欲望亲和力一直保持比较好,除了少数几部电影。和市民阶层基本欲望亲和力是中国电影从业人员,一定要非常认真去思考的东西。只有面对了这样一个市民阶层基本欲望,你才能够看起来是迎合的姿态之间找到更为深刻,更有严肃的表达。而这种社科严肃的表达却又不和大众绝缘。否则很有问题,导演一思考,观众就吓跑。

耿聪:上溯到上世纪80年代,如何看待《芙蓉镇》的导演那个时代的影片与社会议题的关联?

杜庆春:在那个大众文化没有兴起的时代里,电影社会发动性很强,80年代最值得缅怀的是一部电影都能发起某种社会性思考,除了谢晋的作品,包括《人生》,还有工业改革题材,甚至农村性题材的电影都能引起思考。

耿聪:现在电影的状况呢?

杜庆春:我们现在的电影很多年来缺乏的是社会议题的发动性。或者说对社会议题回馈能力,甚至没有电视剧强,电视还有《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不管你批判,还是支持它,起码它掀起了,呼应了一种社会情绪,电影没有呼应社会情绪,是很可悲事情,现在的情况是只有明星八卦,只有噱头,只有把首映式变成一个巨型的晚会才能引起关社会注点。

那电影怎么能巧妙的关注?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审查制度,你创作者必须回应社会集体情绪,不回应,是不利的。怎么回应?我觉得这是值得思考的。

耿聪:我在地铁电视里看到娱乐报道的是电影明星的八卦绯闻。

观众觉得你的电影有没有讨论的价值,不是哪个明星有了什么八卦新闻,哪怕有了流行语,一句轰动的对白,也蛮有意思的!现在你一个电影都不如赵本山的一个小品,也许你说看不上太低俗,但是要明白的是,能不能提供一个替代性的选择,而不是太低俗,就走了。所以我讲中国电影很大问题是直接处理社会能力的严重缺乏,我们的创作者不能直接处理社会,比很多其他形式创作者还要差,甚至不如电视剧。

 

独立电影的负面情绪

大量独立电影里面的情绪都是让我感到负面的情绪,那种负面情绪不是批判自己,对社会的批判性,而是你能看出作品中体现出的功利,浮躁,讨巧,迎合,你看不出作者那种自在,平静。

 

耿聪:韩三平包装营销《我叫刘跃进》应景的提出“作家电影”的概念,你如何看待?

杜庆春:因为某个片子的某种具体的,非一般状况提出的一个概念,不具有讨论性。现在尹丽川拍电影,我们是不是就要去讨论“诗人电影”?或者哪天一个画家去拍电影,我们是不是叫“画家电影”?

耿聪:法国新浪潮的“作者电影”呢?

我认为法国新浪潮“作者电影”,出于某种需要而发明出来的一个词,这也和那样一批人的需要,不管批评还是后面电影实践需要。电影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有很多伟大的电影作者,但是盲目的说一种作者中心论制作方式是不恰当的。有些伟大的电影作者也是在工业体制下诞生的,就像安德烈巴赞自己,好莱坞工业体制,相对于某些个人才华,对一个作者支持性不低于后者,起了很多作用。

耿聪:单就中国而谈呢?

杜庆春:如果在中国会变成简单的制片模式,会带来负面影像,至少不够谦虚,如果那个导演如果成了以后,就过多的认为,自己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这个其实对年轻人成长并不利。在中国很商业性电影到很独立性电影,几乎养成了独裁式的作者中心论,就是那个导演要像独裁者一样才能拍片子。还是拿作品说话,其他宣誓性的东西,意义不大。

耿聪:如何看待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独立电影?

杜庆春:有能力的人尽量坚持去做,在做的过程中不要太使自己变成恨扭曲一个人,不要为做电影成为一个恨扭曲的人。以为做电影起其实还比较困难,因为有资本,发行,社会,人际关系的问题,不要因为这些,出现太多的负面情绪。

耿聪:扭曲人性?

杜庆春:不好说那么重,比如说一个人做很多片子之后,他自己总是生活在基本正面情绪之中,就很多不错。做片子对人腐蚀还是很大的。做电影是一个集体工作,而内部如此集权,年轻人一起工作要经受各种考验,不要为做电影而做电影,不要为了成为导演有太多负面情绪。但是不要为了做片子,变成做局。如果对坐在我面前的某个人,一对一的,我只是跟他要讲,做事情保持一种心态,尤其独立电影。

耿聪:您觉察到独立电影什么样的情绪?

杜庆春:大量独立电影里面的情绪都是让我感到负面的情绪,那种负面情绪不是批判自己,对社会的批判性,而是你能看出作品中体现出的功利,浮躁,讨巧,迎合,你看不出作者那种自在,平静。一个伟大的表达者,是因为他有东西要表达,充满了一种要表达东西的人,又对那个媒介非常熟悉,敏感。一个空洞的人做不出伟大的电影,除非伟大的形式主义者,在某种状态下形式主义者,运用技巧和表达,超乎凡人的能力,可以成为一个形式主义,不需要对社会,人类思考。

耿聪:诗言志?

杜庆春:是的,要言之有物。这样又出现一个情况是,创作者太轻易的要释放。

耿聪:迫不及待把积累的情绪的释放出去?

杜庆春:是的,或者说每个人都在放大自己感受到的痛苦,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他在营造自己的愁绪,放大,更糟糕的是把某种情绪经营成卖点,就去就是刚才所说的讨巧,经营,那种过于识时务,在现在这种强调经营的社会里面又很难避免。所以我个人事到手边,能做就做,没有其他,没有能力去经营,或者说我才是无聊,乏味的人,没有说迫切想做某种事的动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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